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层需求

——当代书院兴起的动因与情缘

　9月10日，武汉东湖畔。

　　由湖北省国学研究会、湖北经心书院、武汉大学国学院共同主办，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专家和中国文化书院、尼山圣源书院等40所书院院长、理事参与的“中华国学传统与当代书院建设研讨会”举行。其中一项重要议程，是讨论如何建设当代书院。

　　当日，与会者签署一份《东湖宣言》，明确了书院建设的愿景与办学道统。

　　一种对儒家教育传统的广泛认同

　　千年书院，行程漫漫。

　　“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这一由南宋大儒朱熹撰写的《白鹿洞书院揭示》，至今仍铭刻在庐山白鹿洞书院内的一处石碑上。它既是白鹿洞书院学规，也成为后世遍及全国的书院及地方官学的学规。

　　教导学生注重人格的发展与完善，接受读书非为名利等思想，是中国传统书院教育的目标，是一种以“道”为核心的人文精神。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研究院院长朱汉民这样阐释传统书院精神的基本内涵。

　　“传统书院源出唐代私人治学的书斋和官府整理典籍的衙门，采古代‘官学’与‘私学’之所长，需要具备学术研究、讲学、藏书、刻书、祭祀以及以经营学田为办学经费来源等基本功能。近30年来，随着国学之风日益强劲，各地出现了许多新式书院，‘书院’又重新回到人们视野中。”岳麓书院教授邓洪波介绍。

　　邓洪波做过一项调研：目前，全国活跃的书院有约2000余所，类型不一而足。有高校启动本科书院制教育模式改革后建立起来的以“书院”命名的新式学院；有在高校内复建的传统书院；有学者联合起来创办的民间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团体；有向幼儿、学龄儿童教授蒙学、儒家经典的培训班；有对城乡公众进行国学文化普及的非营利性组织；也有以企业家为主要授课对象的经营团体。

　　“虽然当今书院与传统书院有差距，整体水平也参差不齐，但以儒家经典为载体的教化功能基本被延续了下来。各类机构均以‘书院’命名，也说明他们对这一儒家传统教育方式表示认同。”邓洪波这样看待时下兴起的书院热。

　　一股来自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深厚力量

　　20世纪80年代，有感于百年来东西方文化在我国主体性的“颠倒”，冯友兰、张岱年、朱伯昆和汤一介等几位教授联合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北师大及部分港澳台专家，共建了中国文化书院。

　　谈起创办初衷，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长王守常仍能清晰记起先生们“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让西方文化走进中国”的用心。“书院长期以来坚持严正的学术立场，积极从事藏书、编书和国际文化交流活动。正在编纂的《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文集》丛书，既是向先生们致敬，也是从一个侧面记录与反映当代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步履。”王守常说。

　　邓洪波的调研数据显示，591所新式书院中，官方建立的有142所，占比24.70%，民间兴起的书院449所，占总体的75.30%。

　　“书院热是一股来自民间的对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层需求。”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这样阐释民间书院大量兴起的文化动因，“盛世修典，一国的文化繁荣程度与国势息息相关。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在磨难与变革中走向世界，对待自身文化的态度也在不断发生变化。30年来经济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对深入系统地学习自身传统文化有了自觉需求，这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表现。”

　　但郭齐勇指出，民间书院数量越来越多，难免鱼龙混杂，当下书院一定要端正办学目的，要弘扬传统书院“立志悟道、修身成德”等精神，提高书院品质。

　　“梅贻琦先生曾说，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故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现行的教育方式可能会将学生培养成‘精致的个人主义者’。反观传统书院教育，自宋明理学家创办以来，以德行教育为主，不以科举为唯一目的，其师生之间自由讨论的学风与授课方式对启迪学生创新精神亦有好处。我们崇尚理性精神，我们也需要借鉴传统哲学的智慧。”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郭齐家表示。

　　一场知识分子理想与现实的长远博弈

　　在经历了最初“凭情怀”的理想主义阶段后，四海孔子书院院长冯哲观察到，以教育培训为主要内容的书院创办者们正变得日趋理性。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书院的课程体系变得更为全面，以私塾、学堂、书院为例，此前主要内容基于“读经”，追求量和速度，现在变得更加注意治学方法，慢慢从读经拓展到文字学等其他中国传统文化学科和课程；与此同时，对文化教育的认识水平、师资团队、书院管理的水平也在逐步提升。他举了一个例子，儒家讲求“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现在一些书院除了书法等传统学科外，开始开展射艺培训，教学生用身体体悟中国文化。

　　在北京顺义七宝阁书院院长马一弘的书房内，有一幅楼宇烈先生送给他的书法作品，上书“蒙以养正”四字。谈起楼先生80高龄仍笔耕不辍，教书育人，四处讲学，马一弘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使命感。他说，这也是他创办书院的初衷。面对近期“读经班”引发的争议，他的观点很鲜明，一味“读经”并不等同于启蒙教育，启蒙教育也不可能完全依靠“读经”，以少儿为培养对象的私塾、学堂、书院应该是在现行教育体系上做“加法”，在必要的通识教育之外增加传统文化的内容，而不是简单地做“替代法”。

　　数量众多、形式纷繁，价值与意义彰显，但文化传播与育人理念缺乏新的规范，或是民间书院发展的现状。如何在继承古代书院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对其精华部分进行现代化改造，使之适应当下的现代教育环境，是当代书院生存和发展需要面临的共同课题，也是致力于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理想与现实的长远博弈。